孟丽：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教育出版的精品化策略研究

一、教育出版与精品化战略

历史回溯

文化精品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载体，是一个国家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精品化理念开始进入新闻出版业。1980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创办“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1991年更名为“中国新闻奖”），面向全国优秀新闻媒体评选新闻精品。199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首次针对出版业发展提出“提高质量，多出精品”。1997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明确指出，“实施精品战略，多出好书”。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起启动的“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2020年开始组织实施的“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和发布的“网络文学精品化发展管理”文件等，均是出版业精品化战略的重要探索。作为出版业的重要细分领域，教育出版的发展与上述重要探索息息相关。

现实需求

随着全球文化竞争的加剧，文化精品“处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的价值链高端，从而主导整个国际文化产业分工布局”。在当今深度融合化、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下，教育出版精品化战略不仅涉及国家发展层面，还符合市场受众需求。前者表现为国家层面对教育出版领域精品教材建设等工作的高度重视，如2021年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办、教育部承办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评选，对“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具有深远意义；后者表现为人们比以往更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营造。尤其在教育出版领域，具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和素养的学生，对精品化教育出版物的需求持续增加。教育出版提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化产品和服务已势在必行。

二、教育出版精品化已有发展成效

精品化理念的深入践行

教育出版精品化理念的深入践行，与其在国家民族发展大局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有关。不同于大众出版的娱乐性和专业出版的科学性，教育出版直接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教育出版事关我国亿万学生的健康培养，可谓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工程，因而必须遵循精品化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教育出版的精品化理念，已经成为上至党和国家、下至出版企业和出版人的深刻认知并深入践行。如以精品教材为代表的教育出版力作，一直是教育出版业务的重中之重。2021年，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提升教材建设能力、打造精品教材上积极布局，紧紧围绕国标教材、地方课程教材、高等教育教材和职业教育教材等，着力提升优质教育出版供给能力。

精品化体系的全面构建

目前，教育出版已形成包括精品教材、精品教辅和精品课程在内的体系化产品结构。一是精品教材。精品教材是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二是精品教辅。教辅作为助学读物，是对教材的有效延续和必要补充，在教育出版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以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教育出版机构，其立身之本和品牌根基历来是精品教辅。三是精品课程。深度融合背景下，教育出版的精品课程越来越注重出版与科技的融合，趋向数字化、信息化、平台化。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早在2019年就研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豚宝宝’学前教育艺术数字课程”，并入选当年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数字出版精品”。

精品化生态的逐渐完善

精品化生态主要立足教育出版精品化生产、供给和评价等多环节，涉及选题、制作和市场等多方面。这些多环节、多方面的逐渐完善，共同促进教育出版精品化生态的逐渐完善。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教育出版原创产品，从选题立项等方面加大对融合教育出版精品生产体系的建设。同时，教育出版业正在形成App、小程序、公众号和Web等多形式的产品矩阵，为数字教材、融合教辅等的有效供给服务。还有，结合精品出版物“双效俱佳”的评价指标，在保证基本导向的前提下，教育出版积极利用网络平台的集聚和规模效应，向市场要效益。如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财年报显示，旗下“尖子生云课堂”注册用户已有20余万，“慧谷阅读”注册用户已突破50万。

三、教育出版精品化面临的挑战

选题设置能力欠缺

因选题设置能力欠缺而导致的选题同质化和选题重复等现象，是教育出版精品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曾组织专家对全国561家图书出版单位报送的228 020种选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提出选题同质化和重复出版是近年来难治的顽疾——这点在当下的教育出版领域也较明显。一直以来，教育出版服务于基础教育和各级学历教育，选题内容相对固定。而在教育出版选题范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全国有在用教材19万种，其中高等教育类教材近10万种。以《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等为代表的广泛应用性教材，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每个品种都有数百种在售。

创新内生动力不足

深度融合背景下教育出版精品化发展面临的创新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教育出版有着相对固定的选题范围，颠覆性的内容创新难以实现；二是受义务教育、学历教育等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相对稳定的市场营收对创新刺激性较弱。由此，使得部分教育出版机构不再重视生产和服务定期的、可持续性的创新工作，转而热衷于策划那些能够获得行业奖项和国家补贴的出版物。值得关注的是，仍有很多教育出版机构精益求精，扎实推进产品内容升级、形式多样，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STEM、人工智能等创新类教育课程。

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精品即高质量。教育出版精品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业务和经验积累，才能生产出对标专业水准的高质量产品。自2015年出版业启动融合转型以来，越来越多的技术提供商、平台公司和资本机构等被教育出版庞大的、相对稳定的市场规模所吸引。它们在教育出版市场“攻城略地”，独立或者联合开发了很多教育出版产品。因缺少对教育出版足够的认知和经验，且行业全面的管理机制和标准体系不足，这些教育出版产品尤其是融合型、数字化的教育出版产品中不乏低水平，甚至不合格产品。

四、教育出版精品化战略的实施路径

加强选题设置，策划优质内容

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多策划主题出版相关选题，“引导广大学生了解国情党情社情民意，增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教育出版在主题出版相关选题的设置上，要积极对焦国家未来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重点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重大战略等主题。在具体选题策划时，教育出版可加强高水平的作者、编辑和审读专家团队建设，借助多元化的文学性表达方式和内涵更加丰富的故事性叙事语言，来策划优质的革命历史、传统文化、时事政治等内容，体现教育出版选题的大局观和全局观。如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类教材《中华活页文选》、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皮影中国AR绘本》等，就是主题出版的典型。

坚持正确的任务导向，多关注知识服务相关选题。2020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提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出版与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知识服务属性是其重要的属性之一。该属性影响下的精品化发展战略，需要教育出版充分发挥在内容、渠道等方面的资源整合优势，紧扣“立德树人”。通过多设置一些培养学生崇高思想品德和能力素质的知识服务选题，教育出版机构可打造出综合性、专业性的精品化产品和服务体系，并形成品牌效应。

重视科技赋能，提升内生创新

许多数字出版精品项目将优质的文化内容资源与技术深度融合，在呈现方式、传播渠道、服务模式等方面全方位创新。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教育出版精品，需要通过多元化媒体技术的协同性表述，促进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各类语言载体的相加、互补和纵深融合，突出其艺术性和创新性。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借助科技赋能，推进教辅产品的融媒体发展。其精品力作《AR备考秘籍（初中地理·中国册）》《AR备考秘籍（初中地理·世界册）》，基于多元立体的视听语言的虚拟化艺术表现，既客观展现知识内容本身，又模仿真实教育场景，成功解决了教学中的痛点和难点，受到广大师生用户的广泛好评。

教育出版模式不再是传统的印刷制造业属性，而应转变为新的“内容+技术”服务业属性。新时代教育出版借助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持续提高精品内容的内生创新。一方面，教育出版要加大对融合型精品出版物的扶持力度，从供给侧提升其内生创新。另一方面，教育出版要加强技术应用力度和广度，精准挖掘市场需求以从需求侧提升其内生创新。前者以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自2020年起就加大了评议教辅、市场教辅编写和开发管理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以提升融合型精品出版物等产品的创新能力。后者在数字时代更能通过各类技术平台直面用户，并可根据用户消费特征对教育出版精品内容结构和传播方式进行适当调整，实现更优质高效的内生创新。

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产品质量

教育出版精品要达到“双效俱佳”的显著市场效益，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不可或缺。当前针对教育出版精品的主流评价体系有，一是涉及面向全行业的“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等的选拔机制；二是侧重精品教材的国家《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地方课程教材目录等的入选机制，以及全国教材建设奖等评选机制。未来，教育出版精品的评价机制，还需要基于教育出版的社会责任和市场特征，分级、分类和分条件地制定更加细致的评价机制。如文科类教育出版精品关注思想性、理论性，理科类教育出版精品更关注专业性、实践性；基础教育出版精品重在启智，职业教育出版精品则重在增慧。此外在方式上，教育出版精品的评价机制还需积极对媒体评价、同行评价和用户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进行探索。

加强教育出版的质量建设，是其实施精品化战略的重要保证。教育出版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保障，一定要遵循专业化、流程化的标准。深度融合背景下教育出版的行业标准，目前主要集中在数字教材领域，如2020年的《数字教材标准体系表》、2021年的《中小学数字教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要求》和2022年的《数字教材术语》等。教育出版精品化战略的实施，需要相关行业标准在内容上做进一步的延伸：一是从范围上，要对教辅、数字课程等产品的行业标准，加大研发力度和应用广度；二是从视角上，要关注更细节化、颗粒化的教育出版物制作、管理和服务标准，如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字出版物色彩设计、插图审美标准等。

五、结语